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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1913年3月28日－1983年9月22日）

　　一位才子**人生沉浮的感悟——好人不能当官！

（乔冠华在召开会议时狂笑）

　　一位才子**人生沉浮的感悟——好人不能当官！

　　姬鹏飞与乔冠华是怎样闹僵的？

　　乔冠华的沉浮要先讲：姬鹏飞与乔冠华是怎样闹僵的？

　　“西天拜佛、如丧考妣，疲于奔命，所获不多。”

　　这是毛泽东在1973年6月姬鹏飞访问英、法两国回国后，听完王海容汇报之后批评姬鹏飞的一句话。

　　在此之前的一次基辛格访问，“姬鹏飞、乔冠华陪同出席之后，毛问上海风云电竞馆了姬鹏飞一些外交事务问题，让姬回答，姬竟答不出，转而问乔冠华，乔则侃侃而谈，应对自如。惹得毛一阵恼火，当面批评姬说：‘你在上海风云电竞馆我这里沙发都坐穿了，屁都不给我放一个。’”——选自《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姬鹏飞在陈毅任外长期间，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是陈的老部下，在政治上没什么可说的。但这个1949年率部队开进杭州的“吉洛”将军，却不是一个善于外交业务的外交家。上海风云电竞馆他从陈毅生病以后作为代理外长，直到1974年11月乔冠华正式接手外交部的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摆设性的“重要”人物。

　　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时，周恩来自然明白罗杰斯的作用和姬鹏飞差不多，就对尼克松说“让两位外长去谈双边关系，我们的外长也有他的局限”。但罗杰斯至少还可以发发飚，坚决不同意最初的敲定稿，而且最终还是按他和他的国务院们的意思改了几处，而姬鹏飞呢？他可不能这么嚣张，就得老老实实地在那呆着，看着周恩来和乔冠华为公报忙得不亦乐乎。

　　姬鹏飞心里必然不是滋味，但他毕竟是个中共的老政治人物，走过长征，做过军职，对这些事情自然是心理明净而言谈不露于行。那个时期，姬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坐镇外交部；而所有的具体事务却由乔来担当；况且王、唐更是谁都不能小看的人物。对此姬是不可谓没有怨恨的，当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么出风头的事情都没他的份儿时，他说出一句抱怨话：不相信联合国的事情需要什么专家。而在上面提到的访问英法回来之后毛对他的批评，又让他在外交部遭受了一场批判，之后又把他调出外交部，到全国人大，结束他在外交部的整个生涯。

姬鹏飞（中）

　　说到这里都说的是姬鹏飞，因为姬是迄今为止中共都不让做公开评论的元老级政治家，关于他后来在儿子姬胜德的案件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本人最后真正的政治结局，都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下无法了解到的真相。本想写写关于姬鹏飞的文章，写他与乔冠华的恩恩怨怨，写写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写写他最后的结局，看来得再过多少年吧。由此看到，中共的政治，是个多么复杂的领域。

　　姬鹏飞在外交部的失落，源自于他多年的老搭档乔冠华在外交事务上的风光。乔是1974年11月接替被免职的姬，由副职升正，做了外交部长。这个无论是形象、气质、才华和头脑都咄咄逼人的“才干部长”是30年代的清华才子。关于他在清华时期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彻底的、百分之百的书生。他和钱钟书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一天的生活就是图书馆到饭堂，饭堂到图书馆。”

　　有一次，胡乔木在校园里散发革命**，发到乔冠华这里时，他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然后扔回胡乔木的洗脸盆里了。这就是当年乔老爷没参加“共产党革命”前的思想状态，是个“彻彻底底的书生”，差不多和钱钟书一样，要“横扫清华图书馆”了。

　　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乔冠华之所以从政，是他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不可，其实却不是这样的。乔走入外交生涯不是没犹豫过，他甚至在50年代还不隐讳的说：“我这个人，从本质上来讲是做不了外交官的。”由此看，乔不是没意识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将会带来政治上的下风。但他最终走上外交舞台，首先是毛算是看得起他，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周恩来的提拔。

　　乔冠华到重庆的时候，周就看上他了，从那以后30年，周带着乔一步一步培养他，提拔他，直到后来乔可以独当一面。整个70年代的中国外交，周都是非常倚重乔的，甚至有些文件按照程序是姬鹏飞看了，签了字，他都要加上一句：乔冠华看了吗？乔看了，他才放心，乔没看，等让乔看完了，签完字了，这事儿才能这么办。如此种种，在外交部里不能说是个正常的现象。

　　周对待乔，并不像对待姬鹏飞那样的老革命一样一视同仁，虽然他表面上还是一贯的“秉公执法”，但是他对乔的明显偏爱，还是不可避免地招到那些比乔资格老得多，地位深得多的老干部们颇为不满的暗里抱怨。

　　关于周和乔的个人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周对乔如同己出，而乔后来又反戈一击使得周很是伤心；有的说乔后来看到周大势已去，从而投向四人帮等等等等。这些说法都很无意义。其实周、乔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政治上的什么忠诚与不忠诚一说。

　　乔冠华就是周恩来的人，乔除与周关系最深之外，与其他党内老人几乎都没有渊源。所以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毛问周是否提乔做个副总理时，周说还不行，再等等看。对此，周对乔说得很明白，“这个时候不能让别人说我只提拔自己的人，况且现在让你上去也不是什么好事。”现在能看到的书、回忆录和能查到的文献材料中显示，无论是在冷血如铁一般的中共政治生涯中的风风雨雨如何，周、乔之间那种所谓的“如父子般亲密”关系的感情不可谓说是存在虚假成分的。

　　在处理外交具体事务中，很多时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有时甚至话都不说完完整的一句，就能知道对方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不能不说是信任、了解到一个程度了。有人说“乔冠华是周恩来的一束阳光，他从长期压抑的政治生活中，有时可以从乔那里感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又不伤害别人。”我想这倒是比较可信的。而周则为乔尽量扫除政治上的窒碍，使乔得以有发挥的空间，得以有后来的作为。

　　所以应该说，乔冠华的整个外交事业几乎都是跟着周这么走下来的，所以到后来，乔成为叱咤风云的外交明星而周奄奄一息时，乔的内心不可谓不伤心，一是个人感情所致；二是政治上无了依靠。而至于有些外交老人写的回忆录中说乔后来反周，反陈毅，又跟着四人帮走等等，这些在乔倒台之后的种种罪名，真可谓是当事者欺负局外人，内行人糊弄外行人。

　　乔冠华自从接手外交部以来，他的日子也不比姬鹏飞在这个位子时好哪去。“原本，外交工作确是乔冠华的一个强项，但是，因外交部有王海容、唐闻生这批年轻的“通天”派存在，姬自然是没法子干好，而就是文才干才都了不得的乔，他也没辙。对于王海容等常常传达的通天消息，乔曾发牢骚说：“谁知道这是不是最高指示！”（摘自《外交部文革纪实》）

　　“1975年底批邓小平后，外交部贴了乔冠华的大字报，说他在外交部执行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还有大字报，说要将他“拉下马”。反对乔的自然是“通天小姐”王、唐一派的，很有来头。对此，乔与他那老干部阵营的人，权衡之后，却采取一个自以为得计的方针：依靠江青的渠道，来抗衡王、唐。因为，毛的秘书张玉凤告诉章含之：“主席说，外交部的事交江青管。”

　　对此，乔冠华开初还有些得意地说：“先利用大王八蛋解决小王八蛋的问题。”

　　按此方针，在乔冠华、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信报毛，通过江青转了上去。不料，毛却批评这封信是“借刀杀人”。因此，政治局常委在6月7日晚开会研究外交部问题时，指责乔在外交部不抓批邓，却在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捡查。时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也说乔“想利用中央帮你打内战。”

　　在与王、唐的较量中，乔没能得到毛的支持，而他依靠江青渠道的做法，却使他在四人帮垮台后获得了“投靠四人帮”的罪名。1976年12月12日，乔被正式**、审查与批斗。

　　乔冠华的罪状中，最有名的一条，是说他在联合国发言稿中有一句“按既定方针办”，而这一说法当时被定性为四人帮的伪造，乔也这样说，当然也就是秉承四人帮意旨办事。而实际上，真正打倒乔的是另一条罪名：“欲借批邓反右之机，将了解四人帮底细的王海容、唐闻生等打成反革命。”

　　1976年底，华国锋要开除乔的党籍，还有人说要将他关押到卫戌区监护，邓小平说，乔是毛、周培养的人，还是留点余地。乔才免于坐牢。

　　乔冠华文革中饱受造反派批判，无论哪一派执政，只要有批判陈毅的口号，接下来也就少不了批判他乔冠华的一份。然而，他正式担任外交部长、主持外交部工作不到二年时间，最后的结局却被指控为四人帮线上的人，晚年遭受厄运。现在看来，这起始的原因就是他与“通天小姐派”的矛盾所致。

　　大概因乔冠华自恃有才，不像姬鹏飞那样，惹不起却躲得起，而是用心要与通天派们较量，结果，不曾料想的大局突变，使他聪明反被聪明误。（摘自《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以上引自《外交部文革纪实》中的文字，看到这个表面上多么桀骜不驯、飞扬跋扈、眼里没人的外交部长，政治手腕又是多么简单而羸弱不堪。

　　乔自从1970年9月失去龚澎之后一直生活得很痛苦，他不时找一些老同事和家人来，陪他这个已成鳏夫之人排解寂寞，直到他遇到章含之、深深地爱上章。

（乔冠华与夫人章含之）

　　林肯在面对别人对安德鲁?约翰逊的非议时说“当一个人可以做到与安德鲁约翰逊一样，或是超过他对国家的贡献时，他才有资格说这话。”我想说，当一个人能够做到为他（她）有尊严的爱情一直付出到死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她）才有资格说乔、章之间的爱情有什么毛病。我以为现在的人再怎么议论那个时候的人物，无论从什么方面，也不该再去嗜牍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情。

　　从乔冠华对章含之的爱情之中可以看出，乔却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他在章因压力最初拒绝他的时候，表现出的冲动，实在不像是政治家会有的举动，可能也是这点打动章含之。有人问章“他什么地方打动你？”章说“他最初没打动我，是后来我感觉到他其实不适合做官，才真正觉得他和我的感情是什么”。感情用事的人，不是就绝对不能做政治家，问题是不能做中共政治家。

　　其实中共内也不乏有感情用事的人，但他们感情用事与政治行事分得很开。乔则没这个概念。从乔的部下口中讲述的乔，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中共政治家的“基本功”：喜怒不露行，在他乔冠华脑子里根本不存在。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一个领导者是一个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者，那他（她）不够格。”乔不能说是个“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弱化政治形式，只专“业务”的“高效”行事作风，也有着强烈地潜在危机，也实不能说是够格的。

　　乔冠华几乎也不同与他同级别，甚至高他级别的高级领导干部往来。在乔的眼里，他也看不起他们，而老革命们则认为，乔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指点点。

　　乔并不愿与政治家为伍，但爱与部下和普通人打交道。按照乔秘书的说法是“没有他看不起的部下，只有他看不起的领导”。而最后忠诚于他的人，除了来自于文化界的他的那些老朋友，还有那些认同他的部下、司机、甚至是部里的保洁大妈、养花大叔。司机张凤武跟着乔几十年，到乔倒台时仍然坚定地站在乔这边，一直到乔去世、到章含之去世。

　　有人对此说，“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呢，有人忠诚于他也不奇怪呀”。可我想乔和秦桧不能说在一起吧？那乔的这“三个好朋友”的数目也忒多了点吧，而且都同样是认同乔的为人。有句话说，“看一个人的为人，也得看和他交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乔冠华是文人个性，性情中人。他的审美观确实有他很强的“个性选择”。肖邦的钢琴、贝多芬的交响曲、李白杜甫的唐诗甚至壮美与唯美的见解，都深刻地透着他自己的性格取向。音乐，是乔冠华一生最钟爱的艺术环节，徐迟在最初认识乔的时候，有一次准备在乔面前大肆炫耀一番自己在西方古典音乐方面的造诣，可当乔将一部曲子整个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的时候，徐迟就再没想出哪地方还可“炫耀”。

　　乔冠华是通才，他的功课不像钱钟书那样，数学仅仅得了9分。乔是门门好成绩。乔精通好几门外语。他可以操着一口黑格尔德语和人家骂架，他用法语揶揄章含之，他用标准的日语装日本人和人攀谈，甚至在英语翻译都翻不出他的成语时，他自己给对方译。他与德国人谈判时，说出一个德国偏小城市里有一条某某马路，对方愕然，回去一查果然有。他与基辛格谈判，基辛格从没觉得自己占过上风，从基辛格的回忆里看到的是他对这个对手是怎样的佩服，也忍不住说句“敬重他的素养”。

　　1975年的联合国辩论，留下的是他令人难以忘怀的即兴演说。***的研究人员甚至说“不懂乔为何是共党人”，和“是共产党里少有的出类拔萃之人”。现在的这一代人是感受不到了，那一段时间里，真有外国的外交官以与乔冠华为友为荣。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天赋秉然的大才子，其实并不像他本人老认为的“怀才不遇”，用胡风的话讲“其实已经很遇了”。他得到的荣耀和辉煌已经是那个年代里无人比拟的了，还想怎么“遇”呢？

　　乔冠华一生眼里也没有几个人，也没佩服过几个人，真佩服的都是他的同学、文人。他对钱钟书的才华表示出了毫无保留的钦佩，这可真是少有的。在40年代还没有人听过毛泽东的别名时，胡风就清楚地记得，乔随口说出“老毛如何如何”的话语。现在有人写回忆录来加帽为何在倒乔的过程中出力时说“乔在文革中变得骄傲了”这可真是笑话。这个写回忆录的人和乔认识几十年，居然说乔在文革中变得骄傲了。

　　乔冠华在不到8岁的时候就口出狂言（天下文章李、杜、乔），他后来一直都这样，到死也这样，这怎么能说是后来变的呢？我看是他生下就这样。说一个人是狂妄自大的根据是因为他看不起别人，自己又什么都不行。对于钱钟书与乔冠华这样的人来说，而是因为他们太行。他们“狂妄自大”，往往是他们对某些事务要求的高标准。他们这样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

　　人性格上的缺优点，是无法用一个界限划清的。说一个人有着某种优点，也许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缺点；说一个人有那样的缺点，往往在别的领域又是他（她）的优势。世界上真的很少有绝对的东西，我们又干嘛非要这么看事物呢？乔冠华的个性在政治上给他的生存带来的是不小的负担；但恰恰又使他的为人更加鲜活。

　　有人说，“乔冠华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这话说得太不成熟。世界上的哪一个历史人物，哪一个政治家，甚至说哪一个人没争议？就单他乔冠华有争议了？那可太抬举他乔冠华了。乔在晚年时对他的一个老朋友说“我现在不想再想那些事情了，只要我和含之在一起就行了。”还说“好人不应该做官”。算是对他一生从政的感言，听了让人不是滋味。

　　红色政治家们在政治较量中使用的政治手腕与伎俩是多么的复杂与凶狠，一个能从红色政治漩涡中摸爬滚打生存下来的人，我想在哪里从政都不会是问题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还有一句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相较于被罢免下台的乔冠华来说，那些而后上台的人们所写的回忆录，在我看来，真是字字带着“胜利者”的味道。共产主义政治就是这么的复杂，可以说得很绝对，也可以淡化得很绝对。

　　现在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章含之书里隐藏的事件应该说出来而不该隐瞒。我想这些历史学家如果是章含之本人，就能理解为什么章不说。章要是说了，就不会有空间到处为乔喊冤了，章要是说了书都很难出来了。章一直在中共允许她的底线下生存，这是她用的个性争取来的。

　　当袁庚顶着压力要挽留她时，章说“我不能连累你，我的事情牵扯到高层中很多人”。牵扯到高层很多人，这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即使她后来出书，都是她与高层谈判，互相让步的结果。还让她往下写，她怎么写呀？还让她再遭一回罪吗？这把年纪还遭这样的罪，我看她是不可能了。她不想再抠往事的恩怨，在她离去之时，女儿说“没有半点怨悔”。

　　是说“不容青史尽成灰”，但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可能吗？一次记者问章，“您书中的一些事件总感觉隐讳了许多，30年了，还不能说吗？”章回答“30年了，还不能说，这恐怕得下代人去做评价了”。那就期待下代人，能有亲眼目睹所有这些历史本真的机会吧。

　　(乔冠华1974年11月—1976年12月期间任中国外交部部长)

　　为了庆祝乔冠华重新工作，1983年元旦那天，章含之特地把乔冠华最亲近的朋友夏衍、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等人，请到家中来吃饭。老友相聚，乔冠华十分兴奋，他让章含之打开尘封已久的茅台，端起了久违的酒杯，和大家频频干杯，尽欢而散。

　　乔冠华的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这年的9月2日，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9月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在他耳边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说？”可乔冠华只是笑着对习仲勋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章含之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乔冠华终因抢救无效，于9月22日上午10时3分逝世，享年70岁。

　　章含之用稿费安葬乔冠华。

　　1940年，乔冠华曾获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和德国士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乔冠华，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国际新闻主编，在这期间，他与重庆市民医院外科主任、苏州籍医生李颢结为知交。

　　李医生冒着被***特务迫害的风险，抢救了因肠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的乔冠华，并帮助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而乔冠华则引导着李颢走向光明，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解放后，李医生调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当了一名外科主任。

　　1983年9月22日10时3分，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持了乔冠华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骨灰盒被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但是，只放了三天，章含之就把它取了出来，从此就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让自己与丈夫朝夕相伴。

　　1984年春节刚过，章含之开始为丈夫寻找他最后的人生归宿。乔冠华一生清贫，生前一无所有，死后也只留下一笔2000多元的稿费。章含之知道，光凭这区区两千元，是难以使丈夫入土为安的。百般无奈时，章含之突然想到了丈夫生前的遗言，想到了当时在苏州医学院胸外科工作的好友李颢医生，于是她有了主意。

　　章含之来到苏州，在李颢的陪同下，找到木椟医院的朋友施医生。施医生向他们介绍了他的朋友朱厂长，朱厂长又找到了在东山经联会工作的朋友杨主任。

　　东山是个依山傍水的太湖半岛，章含之来到杨湾村的华侨公墓，就觉得乔冠华生前的夙愿已在眼前了。在东山人豪爽侠义的帮助下，章含之在当年的清明节那天，用2000元稿费安葬了亲密战友与丈夫。（据《党史信息报》）

　　出生至出国前

　　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东乔庄（现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德国留学

　　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乔冠华真可谓少年得志。

　　乔冠华（左）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目前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乔冠华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及其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过程看，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抱负和人生志向。据说乔冠华年少时曾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杜、乔”！这句话虽然言过其辞，但乔冠华自诩文章敢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比，足见他少年时代的豪气！其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性格于此也可见一斑。

　　回国革命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胸中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打消了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秋季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国内外局势大变动的时期里，乔冠华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一直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埋头于深奥的哲学研究，而是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

　　文革期间

　　文革后期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总理的批判。

　　其同在外交部任职的妻子章含之在回忆录《我与乔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也承认了当时的错误：“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几年后，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和乔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总理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纪登奎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悄悄地问张佐良一句：“怎么样？还好吧？”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乔冠华据章含之说，19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冠华曾向总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

　　乔冠华是周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却是真刀真枪。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当年他在外交部亚洲司的同事们，多年后仍然坚持他们夫妇背叛周总理，“一点也不冤”“到了后期，她到处帮江青拉帮结派，这谁都知道”一位资深外交官说，由于乔冠华深受周恩来的培养与提携，且在乔冠华落难时周恩来力保其复职，所以“唯独这条最不可原谅”，乔、章夫妇更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2]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有其妻子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

　　全文如下：

　　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是给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同志策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过73年那次“批周”会议，不点名地说了章含之：

　　“...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帐？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录《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我回京后第二天，应邀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他对我说：“乔冠华太不像话，陷入四人帮的泥潭，已经没到了这里了，”他举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上面，接着说，“政治局要你回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过后，我去看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简单地介绍了打倒四人帮的过程。

　　对于乔冠华，人们并不缺乏了解。根据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的夫人）在她著的《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回忆，1974年冬天，她陪同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章文晋回国述职，向乔冠华部长汇报工作。乔冠华和章含之请他夫妇俩到家里坐。乔冠华对张颖谈起国内文革状况，重点是谈江青。乔冠华说江青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称赞重用。又说江青认为张颖很能干，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张颖去文化组负责工作。乔冠华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章含之则对章文晋说，江青对他有好感，很欣赏他。显然，乔冠华、章含之认为时机已到，直接抬出江青的旗帜，为江青收罗人才，拉帮结伙。这段回忆十分深刻鲜明地展示出乔冠华、章含之的心态。

　　我与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他的前妻龚澎同志是我在燕大的校友。龚澎是一二**生运动的骨干，业务能力和政治思想都很强，是女干部中的杰出人才。在重庆时期，外事工作方面她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我对她一向敬重，可惜她在文革中过于紧张劳累，英年早逝。我在干校劳动时闻此噩耗，深为痛惜。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不思自省，反而怨天尤人...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四人帮”被捕后，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而这份“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且名列“副总理”。

　　乔冠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

　　文革后

　　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又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乔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希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中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简介

　　乔冠华（1913年3月28日－1983年9月22日），江苏盐城人，曾用笔名乔木、于怀。中国外交家，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1939年经廖承志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946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1964.3～1974.11）、外交部部长（1974.11－1976.12）等职。1976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1983年9月22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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